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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成长，这个城市的“忧伤”影响着帕慕克的一生，使他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第5页）这种“故乡忧伤”不同于“伊斯兰宗教的忧伤”，但与二者又有联系。  
一“呼愁”的文化内涵
 “若要了解‘呼愁’过去一百年来的意义，若想传达其经久不衰的力量，便不能只提苏菲传统带给这词的荣耀……若想了解‘呼愁’作为文化概念重要问题所表达的世俗失败、疲沓懈怠和心灵煎熬，便不能只去理解这个词的历史以及我们附加的荣耀……”(第87页)，在帕慕克看来，从1850年至今，“呼愁”不是指伊斯兰的宗教忧伤，它实质上是指“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一种宿命的忧伤。
19世纪，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伊斯坦布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陷入长期的失败，贫穷和混乱的状态。一战中，帝国溃败，“盟军占领伊斯坦布尔，法国和英国……皆未把土耳其人的认同感摆在第一位”（第237页），帝国被迫割让土地，让渡主权，“伊斯坦布尔越来越穷，丧失国际地位，成为备受高失业之苦的穷乡僻壤”（第233页）。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迁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又从首都城市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这种一再难堪的尴尬使他们在自卑与焦虑中有一种潜在的走向中心的欲望，为了恢复自己的中心地位，这个城市进行了全盘西化。他们抛弃了传统，否定了安拉，不惜一切手段全方位地抹杀传统的集体记忆，斩断与奥斯曼的联系，建构了亲西的西方记忆。原以为全盘西化就可以变得向西方一样强大，以为全盘西化就可以恢复昔日的世界中心的荣耀，结果是“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第90页)。西化并没有让“一切的失败，贫穷，混乱”（第299页）远离伊斯坦布尔，它如今“ 一如我的读者所知，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
伊斯坦布尔城市的衰败挣扎、地位的转变、西化改革混乱，使它成为不被重视的边缘性城市，使居住其中的伊斯坦布尔热切复兴的希望彻底破灭，产生了“甭想再创相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高峰”（第96页）的绝望。他们认为这个城市的失败，贫穷，混乱如得了不治之症般没有了挽救的希望，伊斯坦布尔城市注定是个失败，贫穷，混乱的城市。居住其中的伊斯坦布尔人只能接受“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第5页）的命运，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认命，这种伊斯坦布尔人注定无法摆脱失败，贫穷，混乱的宿命就是百年来“伊斯坦布尔的忧伤”。
二 “呼愁”的文化特点
在帕慕克看来，“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不是旁观者将伊斯坦布尔现实与自身现状做对比，在距离中所衍生出来的忧伤，这种忧伤是与伊斯坦布尔人一体的，它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第87页)
 这种忧伤虽是伊斯坦布尔人的生理情绪，但它首先是伊斯坦布尔人对城市过去的集体记忆。过去的集体记忆充满了失败，贫穷，混乱的忧伤，忧伤记忆之深，最后导致忧伤成为伊斯坦布尔人看待他们城市和人生的方式。
此外，这种忧伤也带上了宗教的色彩，它与宗教的忧伤一样都是无法摆脱的，这种形似的无法摆脱的特征赋予了“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以尊严，所以伊斯坦布尔人对贫穷、失败、混乱的认命并没有觉得不安，“他们将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第200页）。这种忧伤遮蔽了后果的严重性，“麻痹伊斯坦布尔的居民”（第99页），使他们顺从社会，无意反抗社会，他们一味的忧伤却安于现状。
三 与伊斯兰宗教忧伤的比较
在《古兰经》中“呼愁”被写作huzn或hazen，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忧伤之情。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苏菲神秘主义将“呼愁”发展为希望靠近阿拉的哲学传统，为失落与悲伤的生命定位提供了一种较积极、较悲悯的认识：因为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世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因为他受的苦不够”（第86页），所以与阿拉永远不够接近、不能深刻理解，使他倍感哀痛、空虚、欠缺。
“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与它相比，二者都是群体性的忧伤。不同的是后者是通过阿拉来看世界；前者是土耳其近百年来的主要忧伤，后者是土耳其百年前的宗教忧伤；前者是对宿命的忧伤，后者是对阿拉的忧伤；前者是安于现状的忍受，后者是肯定的主动承担的忧伤，二者都以“忧”为中心，却向着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行走。后者拥抱忧伤，比前者多了份乐观的人生态度，实现了忧而不伤完美结合，让苦难中的人们在黑暗中的看到了希望，同时也使人们在人生道路上走的更为长远，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土]奥尔罕·帕慕克著：《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文中引自该书的引文不另作注，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2］吴春晓：忧伤的灵魂——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New Oriental English
[3］帕慕克.《黑书》［M］.李佳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黄维民:《奥斯曼帝国》，陕西：三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