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教师团队 > 语文组 > 教学资源

 一个风格成熟的作家必会有自己的意象群落，借以搭建独特的审美景观，展现其与众不同的风采,如屈原之于“香草美人”，李白之于“皓月美酒”，说起陶渊明，无疑鸟、菊、松、山，琴、酒等是重要的特征词，作者采取象征、隐喻写作手法，使其光明峻洁的人格、平淡自然的情怀在这优美的意境中得到最完美的凸现。

　　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一个意象。《诗经》的第一首便是《关雎》，此后从《楚辞》到古诗十九首以及建安正始诗人们的笔下，鸟的意象便逐渐具有了更多的意蕴，不单为双鸟或离群孤鸟形象，以比喻欢爱相亲或者别离，更常常是一种不受羁绊、超然高举的自由生命的象征。
 
　　鸟在陶渊明诗中主要是逍遥容与，自由自在的象征。陶渊明笔下的鸟大致有三种:自由快乐的飞鸟、受困牢笼的羁鸟、日暮还巢的归鸟。因天性淡薄自然，不喜拘役，所以诗人无疑企羡喜欢无拘无束的飞鸟:“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 其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天空是如此广阔浩瀚，无际无涯，而鸟儿只要轻轻展翅，就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渴望的地方，没有任何欲渡无楫，欲过无翼的烦恼，此时此际，作者的心灵必然与鸟翅一起飞翔，突破现世的坎坷和羁縻，走向无限和超越。可堪在此联想到的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陶诗的气象虽然没有如此恢宏壮阔，但对自由翱翔的渴求却无有不同。
 
　　其二是受困牢笼的羁鸟意象:“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五首》之一)鸟本来属于自然天空，即使它生活在金丝笼里，没有为食粮奔波流离的艰辛，但这又怎么可以比拟在天空中飞翔的快乐，在此我们从反面感受到了生命自由的珍贵。陶渊明的仕宦之路不正是这种羁鸟的可怜状态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却为了生存，为了所谓虚妄的理想淹留在官场，给灵魂带上了枷锁，时时感到压抑和拘束，不由得对田园生活充满了梦想憧憬。
 
　　最后也最常见的就是归鸟的意象，隐喻了陶渊明对精神家园的留恋和皈依。陶的《归鸟》有四首：“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失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鸟儿众声相鸣，或飞或栖，或远或近，无不悠然自得，快意自在，最重要的是当日暮西山之际，都会找到自己的旧巢去安然栖止，再不用担忧险恶的矰缴。明笔写鸟，实际上不过是作者神与象会，自剖心迹，表明渴望离弃红尘，高蹈世外，游心与天地自然的思绪。写归鸟的诗句还有下面这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饮酒二十首并序》）“洌洌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晨鸟暮来还，悬车敛馀辉。”（《於王抚军座送客》）“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在对倦鸟知还的反复吟咏中，不难体会陶渊明对“吾庐”，也即精神田园的眷恋和热爱，煎熬漂泊的心灵就此有了依止之处，回到了柏拉图所谓灵魂的故乡，从此可以酣然入眠，无忧无虑。
 
　　总之，鸟是自由的飞翔，也是倦怠后的安然栖息，如果现实的生命可以呈现为这样的样态，欲奋发时则心想事成，欲恬退时则无牵无挂，该是何等美好的境界，我们在此看到了缠绕在作者笔端的情怀和志趣，闲适容与，高洁脱俗。
 
　　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菊花意象与陶渊明可谓是二位一体的关系，一提到陶渊明，我们就想起了菊花，一提到菊花，无疑是在说陶渊明。陶后有大量的诗词吟唱菊花以及菊花所代表的陶渊明。元稹:“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菊花》)以屋庐周围菊丛环绕、酷似陶家而自豪。杜牧:“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折菊》)采摘菊花,孤吟陶诗,可以想见杜牧对陶渊明的向往。元好问:“柴桑人去已千年,细菊斑斑也自圆。”(《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由人写到菊,对人对菊都不能忘怀,虽千年而情依旧。郑燮:“想因会得渊明性,烂熳黄花开一墩。”(《菊花》)这里把菊花人格化,认为其有陶渊明的性情,故烂熳开放,人和菊已融为一体。林则徐写道:“谁知解组陶彭泽,采向东篱也折腰。”(《又题花卉绝句》之四)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彭泽,却为了采菊而折腰,菊花当然深得其心,这里也是把菊花和陶渊明并提。关于陶渊明与菊花,还流传有一段趣话。据《舌华录》载,明代奸相严嵩过生日,“诸翰林称寿,争作恭求近。时菊花满堂,陆平泉独退处于后。同列问曰:‘何更退为?’陆答曰:‘此处怕见陶渊明。’”陆平泉所以有如此巧妙的回答,那是由于在他心中,菊花是陶渊明的象征。《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在《咏菊》诗中说:“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自从陶渊明写出赞美菊花的诗篇之后,菊花的高尚品德便一直传颂至今。又由于陶渊明的人格已与菊花的品性融合到了一起,所以“千古高风说到今”的已经不仅仅是菊花,而且也包含了安苦守节、傲世离俗的陶渊明。
 
　　菊花见于我国典籍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礼记·月令》载:“季秋之月,菊有黄花”菊花进入文学作品则始于稍后的战国时期,屈原曾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此后就有大量文人以菊花为题材吟诗作赋，主要是用来象征有德君子洁身自好，飘然出尘。范至能《菊谱》概括了这一现象:“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说以为岁华委婉,草木变衰仍独灼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到了隐逸山林田园的陶渊明，因其于百花之中偏爱菊花,所以在诗文中屡屡提到。《九日闲居》小序说:“秋菊盈园,而持醪无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正文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和郭主簿》其二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读山海经》其四:“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归去来兮辞》：“三迳就荒,松菊犹存。”而《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可谓妇孺皆知的千古绝唱，诗人远离世俗、卓然傲立的品格境界在采菊见山的悠然中显现无遗。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道：“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宋书·陶潜传》等其它传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陶渊明与菊花的佳话从此千口共传，流芳万世。
 
　　菊花意象何以与陶渊明而不是其他的歌咏者构成这种紧密的关联呢？一是由于菊花本身的品性所引致的联想：菊是四季花事中开得晚的一种,其时众芳摇落,万木凋零, “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菊花》),只有菊花在那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怒放、凌霜盛开,为冷寂荒芜的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无疑它会令人想到孤标傲世、高洁劲节的君子之德。最重要的是陶渊明自己卓越的品行操守。诗人在仕隐之间几经徘徊,为保全本性而终归耕于田园。愤世嫉俗,憎恶黑暗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修养心性,追求任真自得的超越境界。菊花的高风亮节已与陶渊明的高洁品德完美地叠合到了一起,陶渊明成了人格化的菊花,菊花也成了陶渊明安贫守道、孤高无尘的象征,陶渊明与菊花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当然，造成陶渊明诗文整体风貌的关键意象不只有这两个，酒、琴、书、园、松、山、柳等都可以进行认真的探讨，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只能略而不论。正是这些典型化意象叠合、交织、纠缠而成的神奇意境，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恬静淡远美不胜收的宋元水墨画，哺育着中华儿女的灵性和神韵。
 
“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过的感觉，来自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1]就有使用花草意象表达诗（词）人某种情致的传统。早在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就使用了“香草”、“美人”两种意象。这些种类繁多的香草既作为装饰，又丰富了“美人”意象，将“美人”的品德与人格衬托得更加美好、高洁与神圣。而菊花作为众多花草中的一种，有其独特这所在。它早植晚发、生性耐寒、色泽纯正、芳香淡雅，既是观赏之佳物，又可供人食用。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也有其特殊的地位。秋天百花凋零，惟有菊花盛开，九九重阳之日，人们都有登高赏菊的习俗。因此，菊花也成了众多文人吟咏的绝佳对象。
屈原《离骚》中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诗人以饮木兰之露，餐秋菊之英来象征自己品行的高尚和纯洁。到了晋代的陶渊明，在百花之中偏爱菊花。纵观《陶渊明集》，虽然仅有六首有关菊花的诗，如《和郭主簿》其二：“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等。而其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使得“菊花成了陶渊明的化身，成了中国文学史里象征高远情致的意象。”[2]无独有偶，唐代的黄巢也对菊花情有独钟。作为唐末著名的起义军领袖，黄巢的诗并不多，现存仅三首。但其有关菊花的诗就有两首，可见其对菊之偏爱。然而，同一意象入诗，在二人手中却有着不同的主观色彩，对菊花意象的表达有各自的独特性。
一、菊花意象的特征及传达的意义比较
 菊花，多年生植物，历经千年、百年，依然不减风姿。当同一朵菊花出现在不同的诗人眼中，产生的却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生动异常的菊花形象，以及这一形象所透露出独特的意义。
“意象中，‘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表达。‘象’其实就是‘意’的寄托物。”[1]就陶渊明和黄巢对菊花意象的表达不像有些诗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咏唱菊花，而是更多地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成分，或者化景物为情思，或者是景物与情境达到有机统一。但是，同为借花咏怀，因二者的构思与情趣的不同，其意义和情思也迥然有别。
在陶渊明笔下，菊花是物境与情境的统一，他将菊花的某些生理特性外化为人的品行。此后，陶渊明就成了菊的代言，而菊也成了他的孤高标世、特立独行的象征。而在黄巢的笔下，菊花却是诗人主观情感的物化，并一改其清冷避世的孤高形象，透露出昂扬奋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以下就分别对陶、黄二人笔下菊花意象的特征及传达的意义做具体分析。
菊花意象在陶诗中共六处，其中菊花“或展露凌霜傲骨，或抒写一任自然的性情。”[3]如《归去来兮辞》曰：“乃瞻衡字，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在寒霜降落，百花凋零的深秋，惟有菊花傲霜怒放，竞斗芳菲，一展风姿。菊花不仅给陶渊明的家庭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其凌霜傲雪的品质也坚定了陶渊明傲世独立的人格精神。”[3]陶渊明在其《和郭主簿》其二中这样说到：“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菊花作为“霜下杰”的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娴雅而不俗，耐得住寒冷，虽然饱经风霜的拍打，却依然苍劲挺拔，风姿绰约。又如其《菊》中说：“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以菊寓人，菊如我心，不以世事为念，不以俗务为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傲然独立，既是在说菊花，又是在表明心迹：我要保持菊花般凌霜傲雪、高风亮节的情操；要不随流俗，保持真我。而陶渊明凭借其《饮酒》其五中的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菊花的化身，令人如亲见主人公手把竹篮，采菊于东篱之下，神清气闲，偶尔抬起头来，领略日暮山色的妙处，鸟儿时有飞过，终于“得意已忘言”。“在这里，菊篱山景的环境与陶渊明悠然自得的情意交融为一体，体现了他对人性自由、人性回归的充分肯定；在这里，由生命得到安顿而引发的安宁、欣慰凝聚成的菊花意象，使菊花成为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的象征。”[4]这种超然物外、冲淡平和的意境恰恰表现出了陶渊明无限欣幸的心声；这种纯任自然，了无牵挂的境界也是陶诗中菊花意象的核心意蕴。另外，陶渊明《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成了诗人排忧的解药，任凭外界纷繁尘事的侵扰，有菊花作伴终其余生，足矣！在历经了仕与隐的矛盾冲突后，陶渊明终于超越了名利的得与失，终于在躬耕田园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归宿，达到了宁静与和谐的境界。
而黄巢，作为唐末著名的起义军领袖，史称“冲天大将军”，有着一代王者的勇武与霸气；作为一位诗人，他的菊花诗也诗如其人。如其《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诗人使用了“满院栽”三个字，不是一丛丛，而是满院皆是，一扫过去咏菊孤高自赏的孤傲之情，创造出挺立劲拔的意境。同时，用“栽”而不用“开”来形容菊花，给人一种挺立劲拔之感，显示了菊花的劲节。风和日丽的春天，百花盛开，自然招来蝴蝶纷飞，而如今已时值寒秋，尽管菊花和其他的花一样美，一样幽香，但是它生长在这个寒冷的季节，蝴蝶也难得飞来，实在令人遗憾。从“蕊寒香冷蝶难来”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菊花在寒冷的季节开放，为菊花的开不逢时感到惋惜和不平，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为那些受到压抑的文人抱不平。因此，这首菊花诗也与陶渊明孤芳自赏、孤孑不偶的感情大不相同。而其《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更是与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大异其趣，充满着一种高扬的生命壮烈之美。这种浓浓的杀气，冲天的豪气，岂是那些胸襟狭窄、志向浅陋之人所能有的？“诗人黄巢以菊花之‘开’与百花之‘杀’做对比，显示出菊花盛开，独占风光的精神风貌，一改《题菊花》中菊花的境地，充满昂扬斗志。”[5]原本百花的凋零与菊花的开放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而在此处，由于菊花的开放，使得百花凋零，强调了菊花的威力和震慑力。其实，这也正是诗人的威力和震慑力之所在，真可谓前无古人！单就“冲天香阵透长安”一句而言，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想到是在写菊花。众所周知，菊花香味淡雅，怎么会有这种直冲云霄且能浸透整个长安的气味呢？此处正是以一种夸张的手法渲染了他那种不可一世的气势。“满城尽带黄金甲”一句，又将一个个身穿金甲的将士比作满城怒放的菊花，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决心将这黑暗腐朽的唐王朝彻底推翻。而黄色，在传统观念中就是帝王的颜色，黄巢却大胆地将其菊花设想为身披黄金盔甲的将士，也可看出其用意所在。后世另一位起义者，后来终得江山的明太祖朱元璋的《菊花》似乎也是受到他的影响与启发而创作：“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无论是黄巢的菊花，还是朱元璋的菊花，都透露出一股杀机和霸气，体现出一种扭转乾坤的气势与伟大的抱负，这也恰恰是他们内心自由精神和主观战斗精神的一种外化和体现。这种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和昂扬奋发、志在必得的豪迈斗志，无论在陶渊明，还是在其他文人的菊花诗中都是难以见到的。
可以说，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将菊花写得最淡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提篮采菊，隔篱望山。人淡如菊，孤高绝俗。虽然是自我欣赏，内心却从不寂寞，这是一种超然脱俗、高洁神圣的心灵的寄托。而将菊花写得最烈的则莫过于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菊花在诗人黄巢的笔下，化作披坚斩锐、身穿金甲的将士，振聋发聩，杀气腾腾。这是一种不畏强暴的精神，更是一种推翻强权、建立理想王国的信念与决心。
 二、时代背景比较
 文学作品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儿，不同时代环境造就不同气质类型的诗人，因此也就创作出了风格迥异的诗歌。陶、黄二人同处末世的类似经历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作诗以咏怀，但又因二人身世经历各异，以及晋、唐两代政治环境的差异，而造成两人在菊花意义的表达上有所不同。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的分裂时期和晋末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军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攻杀，兵祸战争连年不绝。陶渊明自幼便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乱兵变，更加认识到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破坏，因此更加痛恨战争、关注民生、忧国忧民，进而心生辅佐明君之愿，胸怀匡计天下之志。同时，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使得他对现实感受有切肤之痛。另外，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作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他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而其祖父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而且，虽然晋代采取九品中正制选拔任用官吏，但实质上这种制度已经沦为豪强庶族垄断政权的工具。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的陶渊明虽然曾经有过几次出仕的经历，但最终因看透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辞官，归隐田园。也可以说，隐逸山林一直是陶渊明的一种期盼。其《归田园居》中这样说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陶渊明彻底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加上自己对政局的不满与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在此，诗人用到“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似乎也是要表明自己依然持有松菊般坚挺、洁身自好的本性。
黄巢生活在唐朝末年，出身于盐商家庭，虽世代经商，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黄巢也自幼习书经，多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唐朝社会向来看重进士科，进士及第就意味着身份地位的彻底改变，光宗耀祖，封荫子孙，成为众人仰慕瞩视的对象。因此，每年都有上千人参加考试，但仅仅录取二三十人。特别是唐朝末年，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朝政昏暗、宦官乱政；高官控制科举场，卖官鬻爵、行私舞弊、上行下效，社会环境极为恶劣。在这种环境中，下层文人很难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黄巢作为唐末科举流弊的受害者之一，深受打击。于是，激发了他自身潜在的那种反抗精神。据故事记载“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联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巢之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跋扈之意，已见婴孩之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6]此故事虽不可信，但结合黄巢一生屡举进士不第，再从其诗意看，此诗应该与《不第后赋菊》一样，作于他某次科举失利后，只是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但是，从他的感情由不平转向抗争的变化来看，此诗可能稍早于《不第后赋菊》。唐代借菊花晚开抒怀，表达怀才不遇之意、感慨岁月蹉跎、年华易逝的诗作并不少见，如李白《感遇》其一，李商隐的《菊》。而黄巢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洞悉现实，看到当时社会已无可救药，大胆地、叛逆地设想自己为掌管百花的“青帝”，为菊花的晚开抱不平，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跋扈之意，且已不再是温柔敦厚地怨刺，满腹牢骚地低吟了，而是重整现实、扭转乾坤的美好愿望和雄心壮志，是敢怒不敢言的寒士们内心深处的呼唤和呐喊。在黄巢最后一次科举落第后，他终于绝望了，决定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便题下了那首《不第后赋菊》。诗中，菊花气势凌人，杀气腾腾，惊心动魄，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是不可抑制的叛逆、愤怒、仇恨和令人生畏的杀机，是“百花杀”，是重整现实、重整天下、凌驾万物的“野”心壮志。此时，黄巢的理想不再是进士及第那么简单，他的理想，或者说野心，就是杀向长安。于是，在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初五，黄巢带领他的金甲将士杀进了长安，唐王朝经历了一次劫难。这一刻，是黄巢人生中的巅峰时刻，他的“菊花”在长安彻底盛开了，他的理想也得以实现了。
上述二者的经历，也正是他们或选择急流勇退、消极避世，或者选择勇往直前、积极应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出身看，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有机会、并且也做过一些县郡官吏；而黄巢，要想做官，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经历看，陶渊明正是在战乱及自己的任职中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当然无能为力，对之抱以决绝的态度；而黄巢则是在科举中看到官场黑暗，力图通过自己的抗争为自己争取权利。于是，不同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们对菊花的描绘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三、思想文化比较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必然会受到不同时代文化的浸染，进而这种文化又渗透作品之中，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儒、道文化由来已久，在晋、唐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占主流的思想文化各不相同，诗人对此的态度也更加不同。因此，不同的思想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态度。陶、黄二人也许正是在此基础上奠定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及创作态度。
陶渊明自幼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这在他的诗文中也有所体现。如《饮酒》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所以，他既有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又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老子的“小国寡民”的设想更是影响他构建了桃花源的理想社会模式。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也被陶渊明所继承，在他的一生，总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 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表达了自己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同时，“晋士人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而菊花，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2]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淡的菊花，成了陶渊明淡泊宁静的心境的象征。又如《和郭主簿》其二：“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此诗写出了秋寒袭人，天高景哀的萧杀之景。群峰高耸，乃远景。众菊怒放，乃近景。而严霜寒秋之中，菊花的英姿和风骨正是诗人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表现了他在黑暗环境中傲骨凌霜，高洁脱俗的魏晋风度。《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乃诗人在农村田园闲居时采摘含霜的菊花，用来泡酒饮用的情境，此乃表象。菊花乃高洁之物，诗人食菊、饮菊花酒，以修身养性、保持高洁情操，似乎具有了道家的那种看破尘俗的仙风道骨，此乃深层涵义。由此可见，陶渊明咏菊花既以菊绘景，又以菊寄意。“不仅状难言之景如在目前，而且含无尽之意于言外。”[7]他通过绘菊，给我们展示了农村田园生活的恬静、自然与温馨。同时，他又寄意于菊，以菊之特姿、菊之特质表现出自己不同于流俗、冰清玉洁的人格。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隐士形象，而菊花也成了一种传统文化模式的价值符号，为历代文人所使用。”[8]
与陶渊明相比，黄巢在思想上似乎显得更加激进。如果说陶渊明是一个潜心修行的道家真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黄巢是一个具有儒家风范的侠盗。史书记载，“黄巢……自幼学习文章，博览经史，性好击剑，喜任侠……轻财好义……。”[9]这一切，就要从唐朝的文化风尚说起。唐代近三百年间，思想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从立国之本说，儒学是基础，而在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三教合流。而在政权运作、人才的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尧舜，建功立业，大多持儒家入世的进取精神。纵观唐代诗坛，不仅是边塞诗人，即使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心存远大报国理想。黄巢作为一个读书人，当然也有儒家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天下”的人生理想。开始，他也确实走的是建功立业之路——参加进士科考试。据说，黄巢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巢”，是因为“巢”又可写为“窠”，音科，含有“五子登科”之意，也就是指望儿子日后能够荣登科榜。也许是黄巢的运气不好，也许是黑暗、混乱的社会正需要像黄巢这样的人起来反抗，而故意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此外，唐朝的科举制还促成了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三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而不甘于如此奔波的黄巢愤怒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去寻求另一种境遇。于是，儒家的那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态度，及对“仁政”的追求，激励着黄巢去建立自己的一种理想的政权。从他的“报与桃花一处开”就可以看出那些受压抑的底层人民抱不平的济世思想。而后来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更显示出他的侠盗精神。
别林斯基说过：“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与幸福的根深深地伸向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和感情的代表。”而陶渊和黄巢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们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而对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的目光，只是二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待。
在陶渊明的诗中，菊花的开于暮秋，耐寒傲霜，不与群芳争艳的高标劲节已与他的人生境遇以及品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陶渊明的一生在仕与隐之间几经徘徊，为保全真性，而最终归老南山，与菊花、飞鸟、美酒为伴；他愤世嫉俗，憎恶官场的黑暗，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洁身自好，修身养性，追求一种任真自然的人生境界。陶渊明不仅做到了独善其身、全身远害，而且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努力提升个体的生命价值，捍卫了人性的尊严。“菊花的高风亮节已与陶渊明的高尚品德重合到了一起，他已成了人格化的菊花。菊花的安守苦节、傲世离俗的美好象征。可以说，陶渊明与菊花已经形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10]陶渊明的意义，在于他的继往开来。他赏菊、叹菊，褒扬了诗歌菊花意象清高、绝俗的禀性；他赞菊、颂菊，开创了人生与大化为一、与万物相容的意境。他不是在诗中论菊的第一人，但是他真正彰显了菊花卓越的品格（“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他也不是在诗中借菊花比德的第一人，但是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隐逸情怀，真正参悟到菊之风骨，人之风格，创造了人、菊、诗浑然天成的高远境界。自他的菊花诗后，他本人以及菊花的高洁品质也为世人所称颂。而到了唐代的黄巢，则以其不羁的个性给菊花注入了新的活力，超越了它原本的那种孤高隐逸的形象，使得菊花具有了一种战斗力。黄巢本人则更不同于那些为写诗而写诗的人，纯粹是将自己内心的愤懑、不满、以及变革现实的豪情汹涌喷发，化而为诗。他为菊花抱不平，何尝不是在为自己、为广大困顿举场的寒士、为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申诉呢？黄巢的菊花是与众不同的，是豪气冲天、不可一世的，是别样于陶渊明等一类隐士大夫，敢于同一切不公平斗争的勇者形象。
同为对世俗不满，一个是归隐山林，寻求安逸平静的生活；一个则是奋起反抗，力图扭转乾坤，活出真我风采。于是，一晋一唐的两位各有追求的诗人笔下就开出了两朵姿态各异的菊花。一朵孑然独立、傲视红尘，一朵披荆斩棘、杀气蒸腾，分别为后世各类文人所青睐。当然，人世的这一切，菊花并不知情，她只是静静地开放着，轻吐她幽幽的清香。她并不愤怒，愤怒的只是人自己。她何曾像到，历史上的两个人曾经寄情托志于她，想从中得到慰藉，想从中得到勇气和力量。
如今，超凡脱俗也好，英雄盖世也罢，都已远去，惟有菊花依然“擢颖凌寒飙”、“秋霸不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