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中国人，读汤因比的《
历史研究》，不自觉首先注意到了汤因比对中国的一些说法。
有人写过一首小诗，大意是：“我是一本书，由别人来读，比自己看得明白。”
由别人来读，不敢说就一定比自己看得明白，然而别人往往会读出一些自己没有读到的，读后的发言也往往有自己没有想到的，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启发或启示，使自己又有些重新的打量，从中或许会有些新的发现和思考。
汤因比在《
历史研究》第一部《
历史形态》第七章《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
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
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
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
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
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汤因比从
历史角度将社会分出不同模式，又将这些模式析出要素，并指出“其间有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共同的或相似的”（秦晖语，参见秦晖《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
历史研究〉》）。
汤因比说：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的晚后阶段同希腊模式的早期阶段结合在一起，组建成一个改良的模式。这一文明史的组合模式显示这些社会在开始时存在着文化统一，却没有政治统一。这种政治局面有利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代价是地方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随着这个社会的成长壮大，这种战争变得越来越惨烈，迟早要引起社会的崩溃。在旷日持久的“麻烦时期”过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这个统一国家周期性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无论这类中间期长短与否，它们总会被政治统一所克服。在最初的统一过去之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着这种治乱交替的过程。统一被修复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中间期”过去之后，仍会恢复统一。
夏——如果真有个“夏”，夏商周未必真有过政治统一和政治实体，秦始皇的政治性大一统史无前例。没有过政治统一和政治实体的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称得上是中国伟大而又颇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的时代，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
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秦始皇的大一统，却掐断了精神上升之路。然而，一人之“一统”形成了众人之“统一”的习惯，仿佛只有这样才安全，闻“分”即恐，恍如世界末日，尽管“其思想僵化和政治统一的轮廓不断被非正常与暂时的分裂动乱所打断”，打断之后仍是要修复，哪怕“一个统一国家对一个文明的经济是沉重的负担，它为了维持自身，要求培养一批收入甚丰的专业文职人员和常备军”（汤因比语），“大一统”的习惯使
历史中人们不敢做别想，只能负重而行。汤因比说：“这些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农业。当地产主和官方沆瀣一气，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在政府的摊派上加入私货时，为了维持一个统一国家而压在农民头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即使在最好的政府统治之下也是最沉重的——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然而，正像上面所引汤因比说的：“统一被修复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中间期’过去之后，仍会恢复统一。”亦即把沉重的负担再背到背上，而且继续不断加重，直到又一次实在不能忍受。
上帝也许曾到东方来过，在老庄的叹息和秦始皇修长城的声音中又走去了。世上不只有一种社会模式，还有一种离散型模式属于犹太人。
二、真怀疑汤因比有可能是犹太人。有人认为汤因比的《
历史研究》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学著作，这也许是因为汤因比在这部书中有诗性的抒发，《
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第十三章《挑战和应战》，通篇无一字提到犹太人，却可视之为充满激情的对犹太人的颂歌。
在《挑战和应战》这一章里，汤因比想起了柏拉图的话：为了能倾听神话的语言，我应对科学的公式视而不见。两种超人的个性发生了碰撞，称得上是世界神话中一大母题，从《创世纪》耶和华与蛇的相遇，到《约伯记》上帝遭遇撒旦，再到歌德《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梅非斯特以及许多神话和文艺作品中相类的故事，汤因比借神话和文艺作品做了一个长篇的比喻。
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他在自己业已创造的完美世界里已找不到进一步进行创造活动的机会，光荣无以复加，上帝趋于尴尬，这时候魔鬼出现了，魔鬼的出现带来了使已有的“阴”的静态转化为新的“阳”的动态的刺激或动力，或者可以说，是上帝要借助魔鬼来打破已有的“阴”的静态而发展进入新的“阳”的动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激烈碰撞的过程，再由动到静，从疾风暴雨向风平浪静、从混乱向更高境界的和谐升华。
不知汤因比所用“阴阳”的概念和《周易》是否有关系。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未必会同意汤因比的说法，美丽而又充满危险的这个宇宙孤岛也并不是可供肉身存在的绝对优质的居所，早在生命诞生之前，它就充满杀机，直到生命诞生后的现在，它也一再用事实证明它的并不结实，并不驯顺，也许这世界从不曾有什么“阴静”的美满，也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终极的风平浪静与和谐。但是，通过汤因比那动人的充满诱惑力的书写，我们从中却可以得到一种深刻的启示，终极的美好未必会有，人的一步步的艰苦跋涉却很有可能是走向上帝。
有人埋怨上帝对人偷吃禁果责罚太重，竟把人逐出了伊甸园。可是，上帝的逐亚当夏娃出伊甸园，也许倒正是出于爱。汤因比注意到了歌德《浮士德》之中上帝在《天上序幕》中指派梅非斯特这个角色时的一段话：
人的活动太容易弛缓，
动辄贪求绝对的晏安，
因此我才愿意给人添加这个伙伴，
他要作为魔鬼来刺激和推动人努力向前。
汤因比说：“将上帝表现为一个严苛的主人并不是绝对的真实。对上帝所造之物的考验，在回顾时是作为一种启示体现出来的，它并不意味上帝的无情和冷酷，而是表示上帝的爱。”开了心窍，就自谋去吧，不要希图留在什么永远安逸美好的乐园，伊甸园里会有蛇，说明世上没有什么绝对安全可靠的地方，要想保留自身在世界上的存在，只有使自己结实起来，生命在奋斗中才能得到荣耀，这也许就是上帝要让人们知道的。
当一个人怨天尤人地喊“天呀，何苦生下我这个人”，也许上帝不会因此就不爱他，但上帝要把光荣给予更有资格领取光荣的人，约伯的受苦，一般人可能会看做是被神放弃，其实是获得了神所赋予的最高尊荣。
“人要每日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这是从歌德的《浮士德》中发出的声音，“危险的生活是上帝所必需的”，这是汤因比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拈出的警句。上帝必须接受魔鬼给他添加的烦恼，上帝也必须接受魔鬼对他发起的挑战。在这里没有什么因果可寻，挑战和应战均不能先定，它的结果也是不可测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才精彩，汤因比说的好：“如果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美好状态或涅槃境界，那我们就必须让另一个演员上场：让一个批评家提出疑问，从而引起再度思考；叫一个对手上来慢慢注入悲哀、不满、恐惧或反感，再一次引起心灵的感知……用一位现代西方
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摇动那个人……还应……打破束缚他的集体的桎梏，绝对有必要从外部摇撼他，刺激他。若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
蛇爬进了伊甸园，魔鬼要破坏上帝创造的世界，最能打击上帝的是对上帝最珍视的作品——人——的破坏，最能伤害上帝的不是消灭人的肉身，而是把人的灵魂拉入地狱。上帝接受了魔鬼给他添加的烦恼，接受了魔鬼对他发起的挑战，上帝与魔鬼较量的赌注是人，也许上帝就是要看看他作品的质量。
人与命运的较量就是上帝与魔鬼的较量，人在与命运的较量中接近神性。
三、上帝是爱黎巴嫩人的，他给了他们领土，那土地非常贫瘠，这就使他们不得不因经济的压力经常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寻求财富，久而久之，他们在经商上颇为成功。但他们毕竟还有自己的家园，总体来讲，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压迫。
上帝也是爱苏格兰人的，他也给了他们领土，那土地也非常贫瘠，这就使他们也不得不因经济的压力经常流散到世界各地去寻求财富，久而久之，他们在经商上也颇为成功。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国家，总体来讲，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压迫。
上帝似乎尤爱古希腊。汤因比引希罗多德借斯巴达人马拉图斯（Damaratus）之口说出的一段话挺有意思，那段话是：“希腊有一个未曾须臾分开的同胞姊妹就是贫穷，但她却引来了一位有美德之形的客人——智慧和法律之子：希腊人正是依靠美德的帮助，将贫穷和奴役拘留在了海湾里。”希腊的地理条件并不理想，到今天，希腊文化的营养却几乎滋润着整个世界。
汤因比说：“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艰苦的环境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汤因比认为，只有挑战才能真正激起具有创造性的应战。
从这个角度说，上帝的最爱，也许是犹太人，他以此民族为抽样，要向极限里检验人类的质量。
上帝几乎把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都从犹太人那里抽掉，上帝甚至把土地和家园都从犹太人那里拿走了。如果汤因比说的不错，早在公元前722年，犹太人所建的两个王国之一以色列王国就被一个叫亚述的帝国给灭掉了，一部分流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不能例外于法则地完全被他们流散地的人民所同化，失去了他们本民族的辨认特性。公元前586年，另一个犹太人所建的犹大王国又被新巴比伦帝国灭掉，犹太人先后四次被新巴伦和罗马人驱赶出自己的祖居地，汤因比说，从公元135年至1948年，世界上没有犹太国家这样的事，甚至没有一个领土意义上的、由犹太人充分居住但受非犹太人治理的犹太“民族家园”。
如果仅只是拿掉了土地家园，也许还看不出上帝检验这个民族的决心。没有了土地家园，也就丧失了从事农业的可能，在很长的
历史时期里，农业一直是人类主要和稳定的生存来源，远离土地，就等于靠近饥寒交迫。更有甚者，如果拒绝接受当地多数人的宗教，就连参与公共生活和从事一些自由职业也被禁止。面对宗教的不满，面对整个社会的反对和歧视，精神上的压力甚至要大于经济上的压力，薄弱者或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神抛弃。
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犹太人突破了那个流散民族被流散地人同化的法则。汤因比说：“尽管没有国家性的政治结构或以地域为基础的家园，犹太人却从公元前586年——犹大王国灭亡之年——到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他们是一个七零八落的少数民族（散居在世界各地），生活在各国非犹太人中间，这些国家处于已经绝灭的前犹大王国边界之外，远离其
历史上的首都耶路撒冷千百里之远，但他们却保住了自己的特性。”
于是，就有了汤因比说的诸多社会模式中的犹太人的离散类型社会模式，而且是流散社会名单中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的一个，这个社会的成员大多居住在较容易避免同那些高居于他们良知之上的权威发生冲突的城市，哪怕从事一些小买小卖，他们也想方设法要挣到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来源，有人说过，他们不遮不掩，大大方方向“钱”进军。犹太人重视金钱，但不只重视金钱，有人注意到，因为数千年没有家园四处漂泊的特殊经历，犹太人对学习和智识重要性的认识要比一般民族早熟得多，他们早就将之上升到“资本”、“资产”的高度，他们将之比作“抢不掉而又可以随身带走的资产”，不管学历有多高，许多犹太商人看起来更像学者，他们学识渊博，风度儒雅，身上普遍透着一股书卷气，他们点点滴滴积攒经济实力，也积攒能力和智慧，直至在千差万别的社会环境中充当商人和金融家，克服了宗教特征给他们带来的障碍，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穷也好，富也好，不管身处何地，他们一直坚持一种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动机和珍视自身
历史特性的决心，他们自信这种特性蕴涵着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和价值的宗教启示。
汤因比说，犹太民族赖以幸存下来的中介是宗教。这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对宗教的坚持是执着的，他们大概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部《
历史研究》中有几幅插图让人
感动，一幅是18世纪西班牙的一户犹太人家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过逾越节，看到这幅插图，感觉一个古老的国家在这个屋子里又回来了；另一幅是19世纪巴塞尔的一户犹太人家在传统的帐篷里庆祝犹太丰收节，他们在过丰收节的时候也许会怀念土地；还有一幅，文字介绍说，插图表现的是19世波兰的一些犹太人在举行一种涤罪仪式，参与者将物品从口袋里抛入流动的水里，人们散立在各处，作为散落到各地的一种明显比喻。
早在远古时候，犹太人的祖先就曾被挤在寸草不生的山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相抗争，就在那荒山秃岭、贫瘠多石的地方，他们却有了一项伟业，用汤因比的话说是，大西洋的地理发现被人类的另一项伟业——一神教的精神发现所超越。那些安静地围坐在圆桌边过逾越节的人，那些坐在传统帐篷里怀念土地的人，那些散立各处举行涤罪仪式的人，他们在18世纪，在19世纪，在西班牙，在巴塞尔，在波兰，可能又会想起其祖先希伯莱人与耶和华立下的圣约。
四、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相同的种族或环境条件，却在一地表现为硕果累累，在另一地又毫无成就可言，汤因比对此并不表示惊异。然而，却总不能让人不有些遗憾。
上帝要检验和锻炼犹太人，他一次次下狠手，让犹太人品尝那么多的伤心和屈辱，让犹太遭遇那么多驱逐和杀戮，他甚至要把这个民族摔碎。犹太人没有怨天尤人，他们像约伯一样坚忍，他们在毫无保护常有屠杀中坚持并为世界留下了自己。《
历史研究》中有一句话，上帝帮助那些事在人为的人，犹太人也坚信，风雨生信心，而且真就在与风雨的搏斗中有所收获，正像汤因比说的，上帝的一个创造物经受的考验，使上帝能够完成新的开天辟地的事业，受难者本人在此过程中也有所升华。
1948年，犹太人终于有了块落脚的地方。犹太人落脚的这个地方，自然条件仍然不好。以色列，干旱半干旱地区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70％以上，沙漠面积高达45％，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以色列沙漠化问题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个精于算计的民族，在农作物浇灌上甚至达到了滴灌的程度。
上帝的考验可能永不会休止，汤因比却从犹太人身上有所联想：“犹太人流散社会维持自己的凝聚力达24个世纪之久，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当时人类天然的交通工具还局限于驱动帆船的风力，以及驴马和骆驼的畜力。这种令人震惊的成果赋予我们预测未来时代期望出现的事物的能力。”
现代城市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城市居民并不同自己的邻人过从甚密，而是同散居在都市地区的旨趣相同的人一道往来，在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体系的大城市里，人们交友的选择范围要广泛得多——《
历史研究》的这个例子亲切实在。汤因比从犹太社会模式得到启示，他说：“由于技术进步应用于自然交通工具，导致‘距离在消除’，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远景……流散社会这个在地域上没有紧凑地方单位的社会，似乎有可能成为这个地球大社会的各个组成中最重要的成分。我们可以猜测，大多数这类未来的流散社会都不是原系地区的、后来被驱散的社会，它们将不再被种族，甚至不再被宗教纽带连结在一起。它们的精神纽带将是某种共识或共同的职业。”
汤因比说：“各种交流工具的加速改善，可以更好地推动这种世界流散社会的创立，这比起好战的亚述君主们武力推动的做法要高明多了。”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Toynbee,A.），刘北成、郭小凌译《
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
